那个年代需要榜样并能制造榜样，大庆和大寨就是工农业上的两面旗帜。
2月5日中共中央在一个《通知》中发出了“工业学大庆”的号召，介绍其经验是：社会主义企业要现代化就要革命化；高度的革命精神与严格的科学态度相结合；现代企业要搞好群众运动。不过真正被社会记住的是大庆的王进喜，“铁人”跳下泥浆池以身体搅拌水泥的光辉形象成为这一年的经典；还有“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句豪言壮语，它后来被冒进者改成：没有条件也要上，一边上一边创造条件。
农业的典型是山西的大寨村，2月10日的《人民日报》专题报道了“大寨之路”，介绍大寨人与穷山恶水作斗争，改变山区面貌的事迹。其代表人物是村支书陈永贵。陈永贵给大寨人带来骄傲，但并未给大寨带来富裕。当陈被推上副总理的位置、用他长满老茧的手在文件上画圈时，一定感到了那种不胜任感。
那年头连刚上学的学生娃都会用“来之不易”这个大词，因为他们在忆苦思甜会上听得太多，都会说“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为教育下一代“不忘阶级苦”，全国举办了各类形式的忆苦思甜活动，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大型泥塑展《收租院》。这年的国庆前后，在四川展出了以当地大邑县地主、军阀、黑帮老大刘文彩剥削农民为题材的大型泥塑群，共114座与真人等大的泥塑极形象地将地主剥削、毒打农民的情景刻画出来，其中“水牢”一组看后令人触目惊心。该展取得成功后移至北京等地展出。
吃“忆苦思甜饭”是当年流行的教育方式。
事实证明，人的青春期的逆反心理一旦受到鼓动将爆发出极大的破坏力。1966年下半年红卫兵的横空出世及席卷全国，就是受到一只伟大的手的推动。
5月14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人在康生的授意下写出了“文革”时第一张大字报，矛头指向北大校党委和北京市委。随后出现的大字报一发不可收拾，成了学生发泄不满、表现创造力的有效工具。连长沙的高中生也跳出来历数“考试制度的21条罪状”。中央终于在6月13日发通知废除了旧有高考制度。
没有了考试和老师约束的学生们如脱缰的野马，举行了扫荡全国的900万人的大串连。所到之处，免费食宿，还要理直气壮地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连北京全聚德烤鸭店也打出“欢迎工农兵进餐”的横幅，最贵的菜只收二毛伍分钱。
红卫兵所到之处，旧店名纷纷改新名。“全聚德”改成了“北京烤鸭店”，“亨得利”改成“首都钟表店”，上海的“大世界”改成了“东方红”等等。广州的“永汉路”改成了今天的“北京路”，唯一保留原路名痕迹的只有仅存的“永汉电影院”。
毛泽东在7月到9月对全国的视察中提出“要斗私批修”，警告说修正主义的根源就在一个“私”字。
自由市场被认为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它使人变修，使人上“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当，所以从这一年开始人们在买东西前都喊一声“要斗私批修”，然后才问价钱。
“闹新房”变成了斗私批修的现场，新媳妇会大声宣读毛主席语录，然后说：“要斗私批修——今后我不能光干家务。”新郎只能附和说“对！要多想着国家，我们不能上修正主义的当！”
毛泽东提出的“由大乱到大治”的结果在这一年并未出现。相反，全国的派系武斗和打、砸、抢风潮却愈演愈烈。报刊只能以毛的语录“无政府主义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来说服大家。
点火容易灭火难。工厂关闭、市场取缔后，一千多万学生留在城里无所事事终究不是办法。于是鼓励他们到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成了唯一选择。
11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1968年大专院校毕业生统统面向基层，面向厂矿和农村，而且主要是面向农村。
12月22日毛泽东发出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人民日报》刊文“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鼓励学生下乡。又一轮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
据统计，“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知青达1623万人。这些人大部分在数年后返城，也有一部分永远留在山上或乡下。
家里出了乱子就会有人来趁火打劫。自1962年以来边境线上就没有消停过，中印、中苏和海峡两岸小战不断。1962年10月发生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同年年底中国又连续歼灭了9股美蒋特务；1964年5月毛泽东发出了“加快三线建设，准备打仗”的号召；1965年1月10日在中国境内解放军击落了一驾美国U－2高空侦察机；1965年10月中印边境再次紧张……
苏联自从与中国关系破裂后，一直伺机挑起争端。1969年3月2日，在苏联一再挑衅下终于爆发了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国官兵击退了小股苏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8月13日苏军又出动数百人的小股部队骚扰我新疆边境，遭到迎头痛击。
中国的顽强抵抗和英勇还击迫使苏联人坐到谈判桌上来，1969年9月1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率团来华商谈中苏边境事宜。
6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北大、清华等部分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的申请，规定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
由于学员的招收是由各地“革委会”推荐，其素质自然参差不齐。
一个小小的银球却成功地使两个大国握手，“乒乓外交”几乎在这一年震惊了全世界。
3月28日，第31届世乒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抱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信念前往。这是“文革”后中国首次组团出国比赛。以体育的姿态出击，赢得的真果却是友谊——把美国乒乓球代表团邀来了。在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期间，美国总统尼克松公布了改善中美两国关系的一系列措施。7月9日，经过精心的安排，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假道巴基斯坦秘密到北京访问。15日中美双方共同发表了会谈公告，宣布尼克松总统应邀将在近期内访华。中美关系出现了震惊世界的疾速发展。
60年代中期由于对国际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因此从1969年开始便每年投入6亿元来搞人防工程建设，挖防空洞，修工事，储备粮食和布匹。12月毛泽东指示说，我国必须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应当有大国霸权主义思想，而在国内建设中则要切实做好战备工作，要进一步挖深防掩体，加强粮食储备。这一指示将“备战备荒为人民”热浪推向了又一个高潮。几乎各单位和部队都挖了各种各样的“防空洞”。
中国经济战略重点被引向了备战，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不称霸却代表了中国的一种国际姿态，而这种姿态在今日依旧，从而保持了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
年轻人总是会做出一些出人意外的事，1973年的潮流被年轻人所引领。
在高校招生开始重视文化考查的意见方始出台之时，许多知识贫乏的青年人感到迷惘，辽宁的张铁生趁此机会大大地露了一回脸。张铁生在6月参加大学招生考试时，因得分太低入学无望，便在考卷背后写了一封信，发了一通牢骚后又自我吹嘘了一番。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毛远新借此大做文章，称张铁生交白卷的背后是“对大学招生路线的发人深省的答卷”，于是，张铁生在一夜之间成为闻名全国的“白卷英雄”。
继张铁生之后的河南省15岁的初二学生张玉勤也在英语考试中交了一张白卷，白卷背面写有一首“著名”的打油诗：“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也能做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张玉勤被学校批评后竟投河自尽，她的死使该县280人受株连。到年底12月，北京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在《北京晚报》发表，她对班主任老师的管束提出质问和批评，因此被树立为反对“师道尊严”的小英雄。由此而导致一些学校出现“干部管不了，教师教不了，学生学不了”的混乱局面。
之所以将相距两千多年的孔子与林彪拉到一起来批，据说是因为两人都是“一心想复辟”的一丘之貉。
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在年初便大动干戈，开始四处鼓吹“批林批孔”运动。“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嘴上讲仁义，肚里藏诡计……”成了广为传唱的战斗歌曲。江青主持选编了《林彪与孔孟之道》，王洪文则对此作了应和，声称“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先是批准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但在发现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毛泽东终于明白了江青的野心，在年底作出批示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
醉翁之意不在酒，毛泽东此语点明了江青之流“批林批孔”的险恶用心。
一般百姓当然不解其中奥秘，只是跟着喊口号、写大字报。也不是一点收获没有，许多原本不知孔子为何人的年轻人就因此把作为反面教材的《论语》背得烂熟，多年后教育起自己的下一代来竟也派上了用场。真正惨的是那些被当作御用工具用了一把的老文史教授们，他们用尽余生气力也洗不脱当年染上的“思想和学术污点”。
四届人大后，周恩来身患重病，邓小平代理主持中央工作。邓的复出，使中国浓云密布的天空真的出现了短暂的艳阳天，他在这一年提出的要把毛泽东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促进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作为工作总纲，实际上是对“阶级斗争为纲”的抵制，也是他试图全面纠正错误路线的一个步骤。但不想这一系列深得人心的举措引发了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以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三项指示为纲”连带地受到批判。
这一场运动的展开，顿时使全国再度陷入了一场混乱之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被推向全国，但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虽然邓小平的复出也才不到一年的时间，但已有越来越多的人体会到毛主席说小平“人才难得”这句话的分量。
对新中国来说，1976年绝对是令人难忘的一年。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1月8日逝世的噩耗令国人陷于极度悲痛之中。借清明之机，在沉默中爆发的国人云集天安门广场，以悼念的方式愤怒声讨“四人帮”的行径。这场群众自发的悼念活动受到了“四人帮”的压制，甚至有200余人被捕，被认定为“反革命暴乱事件”。这一事件为日后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基础。历史再一次证明，胜利最终是属于人民的。7月18日，朱德元帅逝世。
9月9日，伟大领袖毛泽东也与世长辞，中国民众为失去“红太阳”而哭泣，北京数百万群众参加了追悼会，联合国为之下半旗致哀。在毛浑东身后，政治力量的交锋也达到了巅峰。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先后被中央警卫部队奉命逮捕。此举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性悲剧的结束。
“哥德巴赫猜想”这样枯燥的术语随陈景润的故事在这一年成为一个热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成是历经磨难的科学重获新生的重要信号，知识分子的命运也随之开始了戏剧性的逆转。一个可以当作例证的传说是陈景润在这一年就收到了100多位姑娘的求爱信。但知识分子实在没有太多时间来谈情说爱，翌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中科院院长郭沫若的一篇诗意演讲宣布了“科学的春天”的到来。与此同时，“向科学进军”成为一个鼓舞人心的口号。当然，对于普通的中国青年来说，1977年最大的欢乐莫过于高考制度的恢复，白卷英雄的年代一去不复返，尊重知识蔚然成风。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近20年来最响亮也是最具关键性意义的口号，它宣告了一个“左”的时代的结束，同时也为十亿中国人铺平了一条走向真理的坦途。虽说当年一般人无缘知晓这一口号出台的复杂背景，但人们清楚地看到，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观念权威性的确立，无数冤假错案得以纠正，一批批的农民分到了土地，一场伟大的变革很快从农村拉开了序幕，人们不再迷信“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中国人从此踏上了务实的道路。
改革开放初期，法制还不太健全，以权代法，权势大于法律的现象屡见不鲜。这一年流行的两部有争议的话剧《骗子》和《假如我是真的》就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人们对平等意识的呼唤。而8月，浙江杭州两位出身于军队高干家庭的熊氏兄弟（“二熊”）因犯有强奸、轮奸、猥亵等罪行被判处死刑，更是让百姓拍手称快，特权与反特权的较量就此拉开了序幕。随着“刑不上大夫”时代的终结，一批触犯法律的高官纷纷落马并受到法律的制裁，从1984年那位最早被判刑的部级干部罗云光（时任铁道部副部长）到1998年因严重违法违纪而锒铛入狱的陈希同，法制显示出了强大的力量。
有言道：批错一个人，多生好几亿。“文革”期间在“人多力量大”而又无所事事的情况下我国人民多生了2亿多，导致中央在1980年不得不给高速行进的“人口列车”踩急刹车。
1980年中共中央决定全国实施计划生育国策。9月25日中央向全体党员和团员发出《公开信》，号召大家只生一个，并鼓励晚生晚育，争取在2000年将中国人口控制在12亿之内。
中央成立了计生委，各地纷纷成立计生办，乡村一级则专门设立计生员，由村书记主抓。计生工作让政府感到了空前的难度和压力，因为不让百姓干什么都行，唯独要让他们少生很难。但是，尽管如此，随着计划生育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只生一个好”也已经深入人心。
在中国将体育与政治之间由来已久的密切关系发挥到极致的，莫过于这句口号。这一年，一直独步“小球”领域的中国体育因为中国女排夺得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冠军而让国人的精神为之大振。善于喊口号的北京大学学生在欢庆胜利的游行中喊出了“学习女排，振兴中华”的口号，成为时代精神的最强音。至少在此后的5年中，中国女排这支战无不胜的球队一直是中国信心和精神力量的重要来源。与此同时，随着女排姑娘身上那种顽强拼搏的精神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振兴中华”这一口号也有了各种版本，像“刻苦学习，振兴中华”、“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等口号，也曾一度响彻中华大地。
秋高气爽的9月，在中共十二大上，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此走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中国改革的指南。而年底，随着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总指针的新宪法获得通过，小平同志的这一理论更是成为国家意志，坚定不移。
8月中央《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一出，“严打”一词也随即流行。“从重从快，一网打尽”的严打从这一年开始几乎年年都要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期，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令一部分人在欲望和利益的驱动下竟敢蔑视法律的尊严，严打遏制了他们的不法行为，维护了社会的秩序和稳定，其有效的打击力度和威严的震摄力至今无其它行为可以取代。
1984年第一次有人将时间和金钱挂钩。深圳蛇口打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特区观念震动了旧体制，“深圳速度”震惊了国人：当时全国最高建筑51层的“深圳国贸大厦”以每3天一层的超常速度拔地而起。
蛇口的“总设计师”袁庚至今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仍感慨不已。一个小小的蛇口，人口不足二三万，却能成为当时中国的一个耀眼的亮点，凭的就是观念。
自从小平同志两年前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一年前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个著名论断以后，一向推崇平均主义的中国人受到了震动。人们心里都明白，从前的“安贫乐道”并不是大家不爱钱，而是不敢爱钱，在有钱即有罪的年代里，大家吃着“社会主义的大锅饭”，虽心有不甘却也无奈；小平同志这句话的深刻意义在于它摆正了社会发展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这一年国家除了进一步拓宽个体经济的发展路径外，还两次对工资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企业职工的工资收入与效益挂钩，国家机关与事业单位则实行新的“结构工资制”，长期以来分配领域中的“大锅饭”被无情打破，多劳多得合法又光荣。
这一年最大的一件事无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裁军，国防现代化由此迈出了一大步。这一年最让人感到痛心的是中国足球队“5·19”的惨败，足球从此成了人们的一块心病。这一年，中国人开始有了能够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身份证，教师们又重新有了自己的节日——教师节，年轻有为的干部纷纷被派到基层锻炼，“第三梯队”时刻准备着。
这句诞生于80年代初的口号因为在老山前线蹲猫耳洞的战士的默默奉献精神而被叫得震天响。从1979年燃起的中越边境战火到这一年已基本熄灭，很显然，“理解万岁”这一口号和与此同时开始流行的《小草》一类歌曲，还有翌年年初叫响的“亏了我一个，幸福十忆人”都在试图唤起人们对奉献和忘我精神的理解和认同；往深里说奉献者们的这一口号之所以得到了广泛响应，还在于它与人们渴望相互尊重以及对个体行为选择的宽容的社会诉求相吻台。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道德滑坡和信仰危机曾让很多人忧心忡忡，但事实上，高喊着这一口号走向成熟的年轻人，在学会了相互理解的同时更体会了自我与自由的可爱。
一部人先富起来以后，社会差距开始拉大，有人高兴，也有人不服气。人们谈论最多的是“脑体倒挂”问题，越来越穷的知识分子对自己所从事的崇高职业开始失去信心，而更多性急的人们开始千军万马急急挤上了并不太宽的经商之路；随着第一轮“下海”潮汹涌而来，“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思考”成了这一年的流行语。在全民经商的浮躁之风越刮越猛的时候，“官倒”力拔头筹，那时最紧俏的东西不是钢材、化肥之类，而是“批文”。这轮“下海”潮很快平静下来，又有一部分人富了起来，更多的人则交了一笔数目不小的学费，商海茫茫，回头是岸。
迄今为止，还没有哪首流行歌曲能像《跟着感觉走》那样，如此准确地反映着80年代中后期的社会情绪和心态，浮躁、焦虑不安、迷惘，还有一点点玩世不恭。那个时候，改革一波三折，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不安定的因素，经济秩序显得有些乱，通货膨胀加剧，物价直线上涨，在小康路上迅跑的百姓一时乱了阵脚，截止到上一年底国民经济增长率已从30％一下子掉到了20％，前些年是“摸着石头过河”，可现在摸不着石头也找不着桥，失去了方向感，剩下的只有那些小感觉了。好在没多久，国家加大了宏观调控和重建经济秩序的力度，老百姓也就用不着跟着感觉四处瞎撞了。
经历了1989年的人都深知社会安定的可贵和重要性，作为这个不平常的年头所留下的最为深刻的启示，邓小平“稳定压倒一切”这一理念的价值很快就体现了出来。在经历了十余年的探索和震荡之后，中国的改革开始剔除80年代特有的浮躁、盲目甚至疯狂的成份，朝着更深的层面稳步前进。因为有稳定的社会环境，改革的黄金时代三年后降临——速度出人意料地快。
就激发民族精神、增强社会凝聚力而言，第十一届亚运会在北京举行的确适逢其时，当中国选手最终夺得近六成金牌后，已经成为亚洲第一强国的中国又重新找回了向世界进军的信心。在中国，体育的胜负总是直接成为国力强弱的隐喻，正因为如此，“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这一最早缘起于体育界的口号，在这一年成了具有极强政治鼓动性和号召力的群众语言。
与城里那些备受宠爱的“小太阳”相比，那些乡下孩子的处境令人担忧。开始于本年度的希望工程，牵动了许多中国人的同情心，但这项募资救助农村失学儿童的举措比任何一项慈善活动都显得意义非凡的原因在于，它拯救的是我们的未来。而许多或穷或富的成年人也可以通过“尽一份爱心”有责任感地真实地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讲，希望工程给了每个中国人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懂得珍惜它。
要稳定，也要发展，前者是基础，后者是目的———道理虽很通俗，但在小平同志南巡之前的那两年里有人却不明白，“要稳定”被许多人当成了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借口，当然政策观念上也有需要反省的地方。正因为如此，当小平同志在南巡途中讲出“胆子要大一些，步子要快一些”的时候，人们对“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内涵便有了真切而实在的理解。
作为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的落实，在这年10月举行的中共十四大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与此同时，在中国最有影响的改革试验区深圳市的广场上，赫然立起的广告宣传牌上就写着“发展才是硬道理”。
发自内心的失败感到这一年达到了顶点。三年前亚运会的成功使中国人开始盘算着在自己家门口再来一次奥运会，但走了两年之久的申奥之路到这一年走到了尽头，原本以为胜券在握，不料阴沟翻船，北京以两票之差输给了悉尼，痛失主办权。申奥失败对日益高涨的民族情绪是一次重创，但有人以为坏事也可以变好事。因为有了这一次失败，很多人才真正明白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小平同志南巡才不过两年的功夫，中国老百姓的荷包就涨得鼓鼓的。年初，居民财产总数已达46000亿元，而固有资产总量则将近35000亿元，除储蓄、股票和各类债券外，单居民手中持有的现金就达2000亿元。百姓手里有了钱消费的胃口就越来越大，从年初“汽车何时走入家庭”的热情憧憬到“黄金宴”“35万元一桌”的豪举；从越办越多的“贵族学校”到上海中百一店第一张百货信用卡的隆重推出，中国人看上去个个都像是暴发户，而与这种高消费倾向密切相关的是，这一年中国市场的物价涨幅达到321．7％，为历史最高点。
很多人都没有料到，王海这样一位小人物的个人之举会成为1995年的主题词。王海今天已成了一个尽人皆知的人物，其打假行为也早已超出了个人行为的范畴，引发出关于市场规范和道德律令之间关系的广泛思考。虽说王海的处境在今天仍然有些艰难，假冒伪劣商品依然很猖獗，但是，已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懂得了运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由于中美贸易方兴未艾，而入关更是受阻，使得一本名叫《中国可以说不》的书成为世纪末民族情绪的最强音。几位年轻的小人物通过对美国这尊偶像的恣意狙击，表达了一种与80年代截然不同的后冷战时代所特有的民族情绪；尽管有人说这些东西不过都是些义和团情结在作怪，而且在多大程度上能引起中国百姓的共鸣也是个问题，但“说不”却成了这一年最响亮也是被借用得最多的流行语。尤其是今年北约轰炸我驻南使馆时，人们更是觉得对于那些看得见的或看不见的霸权，我们早就该说不了。
提到1997，脱口而出的大事非“回归”莫属，7月1日也成了共和国历史上一个意义非凡的“大日子”，因为香港的回归不仅给中国人以洗雪百年屈辱史的骄傲与自豪之感，而且全体华人也有了一个共同的节日。更深远的意义是：“一国两制”的做法在香港的成功将为中国解决澳门、台湾问题起到重要示范作用。老百姓戏言：一个偌大的社会主义家庭，回来个资本主义的儿子，能不能调教好。从这个意义上讲，香港是一个政治窗口。就中国老百姓而言，回归以后去香港就不用先去英国使馆看殖民者的眼色了，攒足了钱去香港疯狂购物成为内地游客又一乐事。
从大禹开始就与水患斗争了几千年的中国人，在这一年再次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几乎是调集了整个中国的力量，用了60多天的时间才击退长江洪水的侵袭。尽管我们为此付出了1600亿人民币的损失的代价，但民心却因此而空前凝聚，民族精神空前高扬。建国以来，我们为几条大河可谓操够了心，在治理黄河、淮河、海河等的问题上，毛泽东带领全国人民喊过的那些响亮的口号，至今言犹在耳。此次中国军民在长江上“严防死守”筑起了一道坚固的长城，但想起这道长城是“精神”的而不完全是“科学”的时候，人们不免有些忧思。更让人心焦的是我们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已到了几近自杀的程度。我们守住了长江洪水，也理应守住我们的绿色家园。
身处世纪末的中国人并没有染上流行的末世伤感，1998年抗击洪水激奋起来的昂扬斗志在这一年化为跨世纪的豪情，在“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以后，在“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以后，继往开来的第三代领导人又带领我们走到了新世纪的门槛。 （摘自《新周刊》1999年第11期，肖锋、永祥、国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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